余家这几年已不常在村里住了，但是新房还格挣挣地立在高处。新房的下面，是荒弃多年的旧屋。

据说，这地方原本有个四合院，由两三个家族按某种规则分配了房间。余姓当时在人口数量上不占优势，只得厢房一间，这就是祖宅了。随着后来开枝散叶又没钱分家，只能隔个十年八年倚着祖屋搭建，搭建的部分沿着丘陵坡度逐渐绵延开，越来越矮，终于到了躬身而入的地步。

余家这一辈兄弟四个，老大倒插门去了外地，老二老三因为家族遗传病，干不得重活路，行四的那位人称余老幺。幺，意味着排行最末，是生育的休止符。余老幺像母亲一样健壮，书读到四年级就成为家里的大半个劳动力。

有一年春分前后，生产队组织火力育秧，少年老幺莽撞，误入塑料薄膜包裹的育秧房，被热源灼伤。他被众人七手八脚地救出，用滑竿抬着去了医院，花不少钱，裸露的皮肤还是留下瘢痕，从此不肯正眼看人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，余老幺开始搞养殖，倒腾经济作物。

他家在村口有巴掌大一方鱼塘，撒上鱼苗，每天在太阳出来前，就背了草来喂。带着露水的鱼草抛下去，鱼们先是一惊，四下溅起水花，等观察到没有危险了，才聚拢来把水中堆积的草丘吃得一拱一拱的。不多久，又买了藕埋进塘底，夏天倒是在荷塘一角乍现过三两朵荷花，很符合国人的美学趣味，后来挖出的藕还不够他一家人吃。倒让院里的孩子很早就观察到荷叶同芋头叶的质地一样，掐下来戴头顶都可以遮雨。

为了占领闲置土地，老幺在不到十米的鱼塘堡坎种下桉树、喜树、枇杷、高笋（茭白）和芋头，还在稍远一点的田坎上，栽下两株木槿。木槿是余母从娘家带来的苗子，花朵大大的，喜气洋洋，朝开暮萎，每年有3个来月花期，从端午节刚过直到中秋才收住花势，来年再见。村里人见状生怕吃亏，见缝插针在鱼塘另一面边坡种下香樟、广柑、樱桃和枣树。从高处俯视，鱼塘被植物虚拢得看不见，数十种深浅不一的绿镶嵌着交换凉意。

再说余母，无论何时看到她，背上手上肩头都没有放空的时候，有时是柴火，更多是猪草。这地方猪食多是妇人准备，她们把斩切好的猪草装进粗篾编就的簸箕，簸箕支在腰上，像挎腰鼓一样歪着脊椎端着，走去水边淘洗。倘若是夏天的早上，余母会在淘洗好猪草等控干水分的时候，来到田坎边摘几朵木槿放猪草边上带回家。她支着比来时重一倍的簸箕，一路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。

后来看到关于生态农业的概念，心想这不就是余老幺以前搞的那些名堂吗？他除了因为过于贪心，没考虑光照的问题，导致所有产出都不高外，生态理念上相差无几。土地资源和家庭生产力都有限，他太想摆脱贫困了，想要在陌生的领域刨食或者深挖传统经济作物的产量，所作的尝试都要付出昂贵的时间成本，以余家的根基，耗不起。好在他家日子虽然过得紧巴，却很少吵闹。那几年，他家总在商量着各种尝试，又以家庭为单位默默承受失败。

种地不来钱。尽管余家有一对勤劳的母子，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，余母还是要五块十块地借钱度日。

某一年，村里人有段日子没见到余老幺。再见到是在腊月末，他带着满身的尘土，脚步轻快，背上的蛇皮口袋里装着一把被褥和两身换洗衣裳，手上拎着砖刀和灰桶。大概路途遥远，头发好些天没洗，油腻腻地支棱着；指甲缝隙里尽是洗不干净的水泥灰。他这副打扮回了屋，不多会儿，余母攥着几张钱出门，挨家挨户走了一圈。

她脸上带着喜气，“表娘，”依着儿子的辈分称呼邻居，双手把钱递出去，“还是亏得你们照应，我们……每年都把你们拖起哟。”接过钱的人也和她同时松了一口气。终于余家也能顺应民俗，把欠债赶在年三十前还了，不拖到来年。

讲到这里不难看出，在那年，我们的老幺顺着当年涌向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大潮，来到了某个基建工地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农民工。他并不是早早地嗅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基础建设的需求，只是知道在工地打小工，老板包饭，每天的劳动可以变现。

老幺学什么都快，脑子好使手艺不错，不时有些小点子，不是闷头苦干型。同样是离开泥水搞水泥，敢想敢做的劲头让他在工地上很快脱颖而出。来到工地的老幺很快发现，工友中和他经历类似的人不少。他的面目不再是村里的余老幺，是广义的、表情相近的农民工兄弟。

又过了两年，有女人不介意老幺身上的疤，跟他一道回了家，甘愿给他当媳妇。她圆盘脸，眼睛亮亮的，笑起来眯成两条缝，早上从鸡叫头遍就起来了，把头发梳得光光的，一刻也不闲着，煮猪食，喂鸡鸭，种菜，农忙时请人做工——有了老幺从工地上带回来的本钱，晚上在灯下做一家人的缝补，每天都是丢下耙儿弄扫帚。

村里人看着余家的日子红火起来了，红火有几个标志。先是余家选在祖宅后面修了楼房。楼房立在竹林掩映的村头，很远都能看见，烟灰色的砖头，青色的瓦片，窗棂刷了红油漆，每个房间都透着亮；然后是老幺有了儿子，到了读书的年纪接去了城里，余母跟去帮忙，只在过年前依旧例回乡祭祖；再有就是，村口的田埂上，全都种上了余母喜欢又没有经济价值的木槿花。（施蕊）